摘 要
    本文试图建立一个在财政压力周期变动基础之上的分析失业、产业结构调整和所有制改革的基本框架，核心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探讨。改革之初，迫于财政压力，选择资本推动型的增长模式保证了政府的财政收益并缓解除了失业。目前，资本链条开始断裂，该模式已难以维持，财政压力凸 现，失业现象加剧。所有制的改革不能根本解决失业问题，产业结构的调整应该同时注重劳动替代资本。劳动力的质量决定了经济增长的路径，也界定了失业问题解决的通道。政府需要在经济增长和失业的均衡中定位自身的角色。适当调整增长模式，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提高劳动力的收益率、对不同所有制主体施以国民待遇，是可行的选择。

关键词 财政压力 失业 产业结构调整 所有制

引 言
    劳动乃民生之本，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充分就业作为其终极目标，是各种理论和政策的着眼点。
    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商品、劳动力与货币市场的均衡决定了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劳动力市场的不均衡是产品市场、货币市场不均衡的结果。要素自由流动的结果必然使得一个市场的不均衡与另一个市场的不均衡并存。因此，失业是劳动力市场供大于需求的结果，在工资粘性的约束下，失业成为一种常态。这是以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为背景得出的结论，并且是建立在一元经济的基础上的，并不适合市场化改革的经济现实。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劳动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组成部分，直接决定于转轨的速度。阿吉翁与布兰查德（Aghion and Blanchard 1994）提出了一个有关劳动力市场摩擦力的基本模型（简称为AB模型），目的在于确定转型所要求的最佳失业率。他们探讨了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的速度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成为研究这一问题的基本模型。鲁热罗尼（Ruggerone 1996）修正了AB模型中失业补贴对私有部门劳动力征税支付的限制，允许通过通货膨胀税来筹集资金。阿克森和克霍（Atkeson, and Kehoe 1996）用一般均衡的方法，分析了社会保障在提高福利从而减少失业与降低产权改革速度的结果。类似的结论还包括加文（Gavin 1993）对转型过快造成的劳动力市场的拥挤外部效应的作用。
    作为上述模型的检验，许多学者是用借助于东欧转型国家改革的事实来完成的。以AB模型为代表的研究失业与所有制改革问题的理论主要研究的是激进的经济转轨。如果要将这些理论应用于中国渐进的转轨经济，则至少存在着需要改进的地方。更不要说，中国的转的“轨”是否就是东欧国家转的“轨”了。①
    受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国内学者的研究重点集中于以下几点：一 ，制度的完善。包括取消最低工资制度和放开户籍制度，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等以此来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二，产权的改革。假定私有经济效率高于公有经济效率，主张加快公有经济向私有经济的让渡。通过私有经济的发展达到拉动经济增长、吸纳劳动力的目的；三，政策的调整。通货紧缩背景下，政府对经济积极的干预导致的体制复归阻碍了市场的扩大，主张实行自由的经济政策。上述三点的核心是国有经济的退出，政策的着力点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所有制改革的问题。这些理论隐含如下的主张：如果中国完全实行了私有制，那么，失业问题就解决了，产业结构调整的矛盾也会迎刃而解。本文将不对这种主张进行过多的评论，我们将会提供一个现实的计量模型来验证其可行性。
    中国的失业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变革时期独有的问题。从明朝中叶开始，中国一直面临着巨大的人口压力（何柄棣2000）。这种压力过去曾经表现为人地矛盾，现在则表现为一种劳动力与资本、技术的冲突。国家间的竞争，使得中国选择了一种注重效率的赶超战略。政府在产业政策的推行中，更多的是试图用资本和技术 来替代劳动力，在经济规模和增长速度基本保持不变的目标约束下，产业结构调整会加剧劳动力的分化并加剧失业。在以资本推动为主的经济增长中，政府面临“奥肯定律”不能实现的困境。依赖非国有经济吸纳大部分新增劳动力以保持稳定的模式难以为继。历史的经验表明，失业问题的解决将会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
    失业、产业结构调整与所有制改革是一个互动的统一体，交杂于中国的改革之中。当前，失业已经凸现为其中的重心。本文构建了一个综合的框架，解释了上述因素之间的纠缠关系，并试图指明解决问题的重点和着力点。我们将这一关系理顺的过程称之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影响变迁的决定因素是周期变动的政府财政压力。
一、经济模型
    （一）对经济模型的一个说明
    本文所用的是一个修正了的AB模型。修正的理由如下：
    AB模型适用于激进改革的初始私有化阶段，此时私人没有资本用于购买国有资产。中国二十年来，民间资本有足够的力量来承接国有资本的退出，转型并非只有无偿转让一条路。此为其一。
    其二，该模型只假定市场规模一定，没有考虑到非国有企业在扩大市场方面的作用，也没有考虑新增劳动力和技术进步的影响。
其三，该模型对劳动力均质、完全自由流动与劳动力供给有弹性的假定是建立在一元经济的基础之上的，没有考虑二元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流动受限造成的资源配置的扭曲。
    其四，AB模型肯定了政府在强制性变迁中的作用，考虑了征税和通货膨胀对失业补贴的影响，但忽视了通货紧缩对政府财力的影响。在激进型转轨中，强势利益集团运用通货膨胀来促进不同利益集团的收入分化可以加快产权私有化的速度。在通货紧缩的背景下，这一进程会减缓。除了运用税收与通货膨胀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其它的手段来保证失业补贴。通货紧缩会降低政府提供失业补贴的能力，这是需要加以特别说明的。
    其五，本文要论证的产业结构调整，对失业和所有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影响。AB模型没有涉及。
    其六，AB模型假定在激进的转轨中，国有经济规模趋向于收敛，其对劳动力的需求不再增加。中国在增量改革中，特别是依托于股份制改造，国有经济的规模在扩张而不是收敛大，即使是收敛也是动态的相对收敛。
    最后，中国的现实是随着产权的改革，国有资产流失到分利集团手中，政府并没有得到相应的资产变现值。隐性化公为私，使得国有资产贬值。政府财政压力的增大，影响了强制性变迁的进程。
    （二）基本模型
    本模型以渐进化改革某一时点为初始点,并且在时间上连续。此时，非国有经济的资本积累基本上完成，国有经济基本上分布于具有高收益的垄断部门以及土地上面。二元经济下的劳动力流动受阻。政府通过征税、发行国债以及出售国有资产解决了部分失业的补贴。政府推行产业结构调整的主旨是用资本和技术代替劳动。
    我们假定，此时刻劳动力人数为1。（劳动力由两部分构成，非农部门存在着公有部门劳动力的退出和私有部门的接纳；由于存在着进入壁垒，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除少部分进入私有部门（此次将乡镇企业界定为民营企业）外，大部分仍然附着在土地上。）表示t时刻私有部门的劳动力人数，表示t 时刻国有部门的工人人数,这二者组成了非农的就业量，相应的失业人数用。农村的就业人口为表示农村剩余劳动力。整个社会的失业率为。
    三者关系为 。国有部门劳动力减少的速率 由政府决定。
    影响私有部门劳动力增加的速率为, a为比例系数,w为t时刻私有部门的净工资率，Z是为支付失业津贴在t时刻对工资征收的税款。渐进改革中，私有部门已经具备打包接纳国有部门的人员和资产的能力。资本的剩余使得这种购买对私营企业劳动力的增加起到了加速作用，用表示。相应地，政府不会得到剩余的国有变卖资产收益。私营部门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市场决定的。资本和技术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了对劳动力的吸纳。这种减少的程度用表示。
由于土地的约束，农村劳动力的变动很少，增加的劳动人数转化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
政府的预算约束为： b表示失业的补贴额。
    本文是一个理想模型，失业津贴覆盖所有的失业人口。现实中，政府只对城镇国有企业的失业者进行保障，农村的失业没有保障。农民通过长期租用政府的土地来进行自我保障。假定对所有的劳动者实行单一的人头税。
在所有制改革、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政府面临短期失业和长期经济增长的矛盾。给定政府经济增长最大化（财政收入最大化）的行为目标。我们可以将产出净现值的最大化作为决策的标准。
    因此有 （过程见备注）③
最后有：,
     决定了失业对影响的上限和下限，从中可以寻求到产出最大化要求的失业率和所有制改革的速度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
    分别解方程 当 ， 则 或者，当 或，则。
    图示如下。从中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1、就业、产业结构调整和所有制改革是一个互动的关系，单独地考察得不出来合适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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