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不能进一步扩大直接选举范围，提高选举民主化程度，长期以来，有一种“经济文化落后”、“中国人的素质太低，搞不了民主”的理论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选举会影响社会稳定。这种理论被视为“中国国情”，奠为我国选举制度的基础。它成为我国选举制度进一步民主化的一道门槛。上述理论是否有根据？中国能不能扩大直接选举，提高选举民主化程度？这就是本文所要探究的问题。

    根据革命导师的理论，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有更高程度的民主。在选举制度上，列宁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选举应“实行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民主选举四原则。中华人民共国建立前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在不同的场合，就新中国建立后为什幺不能立即实行民主选举的原则作过明确的解释。[1]“经济文化落后”、“公民素质太低”的理论，是建国初期政府在确立选举制度时的重要基础理论。这一理论在当时是有它的客观现实性。领导人同时也指出，实行不彻底的民主选举是暂时的，待条件成熟以后要向更彻底的民主选举发展。[2]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已50多年，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进入21世纪的中国，“经济文化落后、公民素质太低”还是现实吗？

    近20年来，我国选举制度也作了一些改革，选举的普遍性、平等、秘密投票等原则基本实现。只有直接选举，农村由乡镇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发展到县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50年来我们只走了这小小的一步，扩大直接选举的民主脚步显得十分迟缓和沉重。“经济文化落后、公民素质大低”今天仍然是许多人包括政治家、知识分子和群众的惯常思维。对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北京大学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组织了一项研究课题，在全国约20个地区发放了2500份问卷，进行了社会学的处理分析。“[3]本文是在广泛进行实地采访调查的基础上，结合问卷调查所作的分析研究报告。调查研究证明”公民素质太低，搞不了民主选举“是站不脚的理论！

    一、受教育程度与选举行为的相关分析

    凭经验观察，选举作为一种政治行为，它与公民的受教育程度有很大关系。你看在古今中外历史上争取民主的斗争中，站在最前列的大多是那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肯定对政治有较高的敏感性和更积极的参与态度。当1979年修改选举法和地方人大和政府组织法之后，对选举制度进行了改革，扩大了直接选举，实行差额选举和广泛宣传候选人的制度。对这次选举民主化改革，大学生最为敏感，踊跃参加了这次选举，搞差额选举、联合提名、竞选等活动轰轰烈烈，对新的选举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忱和积极性。与知识分子相比，广大市民和农民对新选举法的颁布远没有表现出那幺敏感和热忱。

    在对选民选举意识的问卷调查证实了人们通常认为的选民的受教育程度与选举行为的积极性的确有很大的相关性。选民在回答“您愿不愿意参加人大代表的选举”问题时，选民的受教育程度与选举态度有明显的差别。

    上述情况表明，公民选举态度的积极性与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存在一定的相关性。高、中专以上教育程度的与中、小学教育程度的参选积极性有一定差别，但差别不是很大。但是，不识字的人参选态度与前面的人有明显的差别，表示愿意参加选举的只有54%，不愿意和无所谓的达35%。可见，他们存在明显的消极倾向。当然，这种问卷只反映选民对选举的意向性态度，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

    在另一组问卷调查中，则反映选民对选举更实际的态度。[5]

    在问卷“您参加人大代表的选举”是“主动积极参加投票”的，为48.5%；是“领导动员或组织要求”去投票的，占19%；是“大家都去，我也去”的占13.3%；是“没有办法才去”，或“有补贴、奖励才去”的约占8%。[6]

    在回答“是主动积极参加投票”的人中：受高中、中专教育程度的人最积极，占55.1%；

    其次是受小学、初中教育程度的人，占47.9%；

    然后是受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占44.3%；文盲最不积极只有29.2%。

    在回答是“领导动员或组织要求”去投票的人中，随受教育程度增高而比例逐步提高：文盲为12.5%，小学、初中为14.4%，高中、中专为18.3%，大专以上占24.2%。

    在回答是随大流“大家都去、我也去”，或为补贴去投票的人中：文化程度低的人更盲从，文盲为28.6%；

    受小学、初中教育的人为25.1%；受高中、中专教育的人为14.6%；

    受大专以上教育的人占20.6%。

    以上情况表明，受中等教育程度的人选举态度更为积极，受高等教育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选举态度更为消极。

    单纯从选民的选举意识看，参选态度的积极性与受教育程度成一定的正比关系。但是，由于现实各种因素的影响，其中主要是选民对选举对象的态度和对选举程序的信任程度的影响，参选积极性与受教育程度的比例关系会发生变化、扭曲、甚至成反比。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如果认为选举的对象是有意义的，选举程序是公正、民主的，就会比一般人更积极参与选举。相反，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如果认为选举程序不很公正、民主，他们会比其它人更为消极、甚至抵制选举。

    可见，受教育程度高低并不是选民选举积极性高低的决定性因素，受教育程度高并不等于参加选举的积极性高，因为，还有其它因素影响公民的选举行为。在实际中，受教育程度与选举积极性并不成比例关系。在上述问卷调查中表现的实际参选态度形成“中间高、两头低”的局面，即受中等教育程度的人态度最积极，投票积极性高于受高等教育的人。这反映了影响选举因素的复杂性。但其中有一个原因，恐怕与这次受调查的地区和对象有关。由于，这次问卷调查的多数对象在县、乡一级较多，在这一群体的人中，受中等教育的人可能较多的人是党员、国家工作人员或企业领导，他们对选举表现得更为积极。受高等教育的人可能更多的是知识分子，他们自主性和独立性强，个人意识和观点较强些，对现行选举可能更主动积极，也可能更被动消极。文盲和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则盲目性大一些，随大流跟着别人去投票的人比例会高一些。靠领导动员、组织去投票的选民随受教育程度提高而增高，说明受较高教育的人由于对现行选举有较多的不满意，所以不很愿意主动去投票，但由于单位组织、领导打招呼，才不得不去投票，表现得更多是被动去投票。

    在调查受教育程度对选举积极性态度的影响时，我们还设计了直接了解选民对这一问题评价的问卷。[7]调查问卷列举了：A   、受教育程度；B   、经济发达水平；C   、个人生活水平；D   、政治因素；E   、个人利益；F   、有权力的人。赞成选举积极性与上述因素成正比关系的，按赞成比例的高低依次为：D   、E   、F   、A   、B   、C.对受教育程度与选举态度相关的认同只排在第四位，可见，不少人认为，受教育程度对选举的影响不如政治、个人利益的因素更影响选举态度。

    比如，选民对“文化程度越高越积极”这一问题，表示赞成的人为37.6%，反对者为29.8%。就已作出回答的人数看，赞成者比反对者要多，但考虑到还有32%的人没有选择此项。所以，从总数上来看，认同这一观点的人不算太多。如果把这一因素与其它因素比较，受教育程度的因素对选举行为的影响也不是主要的因素。

    但是，从对受教育因素与选举行为关系的进一步调查发现，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明显地受到被调查者受教育程度的影响。

    对这一问题的a回答形成很明显的反差。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支持这一观点的比例越高；受教育程度越低，反对者越多。另外，从职业分布特点看，受过较高教育的职业如法律工作者、教师、在校学生、文艺科技人员比农民、工人、党政工作人员、无职业者和个体劳动者等阶层的人赞成的更多。[9]可见，认为受教育程度越高，选举积极性越高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受较高教育程度者的自我认同，受教育程度较低者并不认为自己因文化程度较低就影响选举的积极性。看来社会对受教育程度较低者有一种偏见。

    从上可见，选民的政治参与和选举行为与受教育程度有一定的相关性。按人们通常观点，也是调查所反映的观点，受教育程度越高，选举态度的积极性相对越高。但是，必须强调，受教育程度与选举积极性的相关性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而且主要表现在选举意识层面。在选举行为层面，没有证据表明它们完全成正比例关系。公民的选举行为肯定有受教育程度的重要影响，但不是决定性因素。因此，不能完全以受教育程度高低来判断选民选举的积极性，并以此作为衡量公民参与选举的能力。

    二、政治因素与选举行为的相关分析

    与公民受教育程度的因素相比，公民的职业身份和政治素质对选举态度的影响更为深刻。在调查中，大多数被调查者都认为政治因素对选举积极性的影响最大。调查表明，选民的政治身份越强，对选举的积极性增高。在回答是否愿意参与人大代表选举的问题时，不同政治身份者的回答有较大的差别。

    共产党员和民主党派比普通群众的投票积极性要高得多（高达20%）。从不同职业身份的人回答此问题的情况来看，也说明多数人认为政治身份与选举的积极性有密切关系。

    不同职业身份对选举态度积极性依次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工作者、企业领导、教师、农民、自由职业者、文化科研专业人员、在校学生、工人、离退休人员、个体劳动者、其它人员、无职业者。表示不愿意参加选举的，无职业者比例最高27.8%，其次是个体劳动者14.5%，再次是在校学生13.4%，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只有2.5%。对选举持无所谓态度的，无职业者比例高达三分之一为33.3%，离退休人员其次占27.8%，再次是工人25.3%。这项调查表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表示愿意参选的比例比普通工人、离退休人员要高出20%，比无职业者要高出50%。可见，职业身份对选举态度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再根据实际参加投票的情况看，也证明了政治因素对选举行为有影响。问题：您参加人大代表的选举是否主动参加投票？[12]

    （1）回答“是主动参加投票的”，其态度积极性依次为：

    党政机关工作人员63.4%，企业领导61.1%，农民59.7%，法律工作者59%，教师52.7%，在校学生41.2%，离退休人员40.7%，个体劳动者38.5%，工人36.9%，文化科研技术人员33.8%，其它28.6%，无职业者22.2%，自由职业者14.3%。

    （2）是被动靠“领导动员、组织要求参加的”：

    比例最高的是文化科研技术人员为33.1%，其次是工人29.3%，自由职业者28.6%，在校学生25.2%，无职业者22.2%，教师21.2%，企业领导19.4%，个体劳动者18.8%，党政机关工作人员17.4%，法律工作者10.3%，农民占8.4%。

    我们再看选民对政治因素与选举态度关系的评价。调查的问题是，“您认为一个人是否愿意参加投票，主要是哪些因素决定的？”选择“政治觉悟越高的人越积极”，赞成的60.8%，反对的12.4%。[13]可见大多数的人都认为选举与政治意识和政治觉悟有关系。

    从不同政治身份对这一问题的评价看，共青团员的赞成这一观点的比例最高70.1%，其次是中共党员66.1%，普通群众55.1%，民主党派成员48.3%。从综合情况分析，赞成“政治觉悟越高的人对选举越积极”这一观点的人中，以党团员、青年学生等低年龄组的人比例为高，普通群众和民主党派对此评价不高。其原因也许是由于他们有政治身份，赞成这一观点多少带有些自我评价的色彩。也许是他们年龄较轻，选举经验较少，对此问题带有主观色彩。

    在另一项对选民投票行为的调查中，对被调查者的政治身份进行分析时，我们发现党员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比普通群众和无职业者、自由职业者表现出更明显的积极性。问卷显示：

    在选民回答是“主动参加投票”的人中，中共党员占62.3%，民主党派占51.7%，共青团员占49.6%，普通群众只占38.7%，党员比普通群众高出24%。

    在选民回答是“领导动员、组织要求去投票”的人中，中共党员的比例稍低为16.6%，其它都为20%。

    在选民回答是随大流“别人都去，我也去”的人中，中共党员比例最低8.4%，依次为共青团员10.4%，民主党派成员13.8%，普通群众为18.6%。

    从以上调查问卷的情况来看，政治意识和政治身份对选举积极性的影响非常明显。各种调查数字都显示，共产党员和党政机关公职人员对选举投票的积极性态度都明显地高于其它非党身份和职业的人。

    下面我们将对受教育程度和政治因素与选举行为的关系作更综合分析。公民受教育程度和政治因素肯定与选举行为是有重要联系和影响的。但这种影响不是直接的决定性的。文化素质和政治意识要变成政治行动，还有许多中间环节和可变因素。这些因素诸如：大的政治环境影响；选民对选举程序的公正性评价；对投票行为的期望和与现实差距产生的看法；被选举对象能发挥什幺作用和人们对被选举对象作用的信心；选举行为与选举者利益的关系等等。这就是说，一个受教育程度高、政治意识强、民主知识多的人在理论上比受教育程度低、民主知识少的人会有更强的民主渴求和更积极的投票行为。但由于诸种因素的影响，一个所谓“高素质”的公民未必会有积极的投票行为，因为他们还受其它因素（也许是更重要的因素）的影响。下面许多调查统计表明，所谓“高素质”的选民群体如大学生、教师、文化科研人员在许多情况下选举积极性，比所谓“低素质”的选民群体如农民要低得多。以所谓的公民素质高低来认定选举积极性高低是没有根据的。受教育程度和政治意识与公民的投票行为有一定关系，但公民的投票行为更多地取决于其它因素。

    研究历史事实我们也不难发现，多少普普通通的农民、工人，他们没有什幺文化知识，也不谙国事，但他们为了自己的民主权利和利益，奋起而斗争，甚至不惜献身。可见，普通平民百姓一点也不会忽视自己的民主权利和利益，他们更多地用行动来投票，而不是用政治觉悟和文化知识来投票。

    如果按受教育程度或政治意识决定选举行为的理论，我们就很难解释，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被认为最落后的中国农民，手揣《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不可阻挡地走向投票站，虎视眈眈地盯着投票箱，选举或罢免自己的村长，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强有力地书写“民主”的时候，而被认为有较高素质的城市居民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就躺在法律赋予他们民主选举的投票箱上呼呼大睡了50年。这使我们看到选举远不是由政治因素和受教育因素决定的，而是比政治意识和文化程度更重要的因素在决定着人们政治参与和投票行为。

    中国农民长期以来被认为，中国之所以不能扩大民主选举，其中重要的理由就是说农村太落后、农民素质太低。如果事实能说明中国农民不但有选举的热忱和积极性，而且有能力搞好民主选举，那幺在中国还有什幺地方不能搞民主选举的呢？所以我们特别要对农民的选举态度和行为与其它群体作一比较分析。通过这一比较分析，使我们能更深刻地了解选举行为与政治参与意识的复杂性。从而透过受教育程度和政治因素的假象看清决定选民选举态度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什幺？调查表明，农民的民主意识和选举积极性远远被低估了。

    认为农民素质低是一种习惯的普遍看法。在问卷调查中，有一个让选民评价谁参选积极性高的问题是：“您认为哪些人会积极参加选举投票？”共列举了以下六种人：（1）党、团员、干部；（2）知识分子；（3）学政治、法律的人；（4）农民；（5）普通市民；（6）私营业主、个体户。经统计排序的结果，农民被排在最后一位。这就是我们社会对农民的评价，认为农民的素质最差。[14]

    根据对农民选举意识和选举的调查和分析，我们意外地发现，在各种类型的选民意识和选举行为积极性的调查数字都反复显示，农民表现的选举积极性明显地高于城市居民，在对不同职业的选举者的态度调查中，农民的选举积极性排列相当靠前，高于其它许多职业身份的人，包括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国农民的素质与我们许多人想象的情况完全相反，他们远不是人们认为的那些不懂民主，缺少行使民主权利能力的、愚昧的一群，而是有很强的民主要求和民主能力，对选举相当积极的一群。

    调查表明，大学和知识分子对当前的选举是比较消极的。在选举态度积极性调查中，按不同职业身份进行统计分析表明，表示“愿意参加选举”的按积极性高低排列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工作者、企业领导、教师、农民、自由职业者、文化科技人员、在校学生、工人、离退休人员、个体劳动者、无职业者。农民选举态度的赞成率为80.9%排在第5位，大学生为71.4%排在第8位，文化科研人员为75.9%排在第7位，工人为68.4%排在第9位[15]农民比文化科研人员高出5个百分点，比在校学生高出10个百分点，可见，农民的选举积极性是相当之高的。在同一问题的调查中，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选举积极性要高得多。

    很明显，农村居民选举态度积极性的各项指标都高于城市居民，表示愿意的村民比市民高出近10个百分点，村民比流动人员高出25个百分点，表示不愿意和无所谓的村民比市民低近10个百分点。

    在对选民选举主动性的调查中，把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对比，农民的选举主动性也大大高于市民。表5调查问题：您愿不愿参加人大代表的选举？

    村民主动参加投票的为62%，市民只有40.9%，高出20多个百分点，比流动人员高出36个百分点。

    在对这一问题按职业分类统计时，农民主动参加人大代表选举的，在12种职业身份中排列第3位，仅次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63.4%，企业领导61.1%之后，农民为59.7%，高出于法律工作者59%、教师52.7%、在校学生41.2%、离退休人员40.7%、个体劳动者38.5%、工人36.9%、文化科技人员33.8%、无职业者22.2%、自由职业者14.3%。可见，农民的选举主动性比教师高出7%，比在校学生高出18%，比科技人员和工人高出23%以上。[18]

    在调查选民“是否愿意当人大代表”的态度时，把农村村民与城市居民对比，农民的想当人大代表的参政意愿比市民高出14个百分点，比流动人员高出30多个百分点。

    在对上述同一问题回答中，按不同职业身份分类分析，“愿意当代表”的比例由高至低排列为：法律工作者76.9%、党政机关工作人员68%、农民67.4%、企业领导65.3%、教师61.8%、自由职业者58.3%、在校学生54.6%、文化科研人员49%、工人45.3%、个体劳动者41.9%、离退休人员35.2%、无职业者27.8%。在这个问题的回答中，农民参选态度的积极性名列第三。[20]

    农民不仅对现行选举积极参与，而且对选举改革抱着更强的要求和充满信心。

    在调查问到“您认为是否具备扩大代表直选的条件”时，认为具备条件的：

    农民为44.1%，城市居民为33.6%，流动人员为31.9%。

    在调查问到“下列扩大直选的看法您同意哪一种”：（1）老百姓民主意识太差，没法搞直选；（2）中国人口太多，国家太大，不好搞直选；（3）中国人不会搞民主，一搞就乱；（4）只要允许就能搞好。在回答此问题时，有三分之一的农民认为“只要允许搞，就能搞好”，这比党政机关人员、企业领导、市民、教师、科技人员等方面人员的比例要高。企业领导、党政机关人员认为“公民民主意识太差，没法搞直选，国家大、人口太多，不好摘直选”的比例较高，分别达63.5%、64.5%。从农村与城市的比较看，农村居民认为只要允许搞就能搞好的比例为32.9%，城市居民的比例为28.8%。[21]

    在调查问到“您认为什幺时候可以扩大直接选举”的问题时，从居住地的特点看，认为“现在就可以”的农村居民为36.4%，城市居民为27.3%，农民比市民的比例高出近10个百分点；从职业特点看，法律工作者、无职业者和农民认为“现在就可以”的比例较高（分别为43%、38%、37.6%），其它职业的包括党政机关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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