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建设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呢？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能否有效的解决“农业、农民、农村”问题。

关于“农业、农民、农村”问题，普遍认为其根源就在于农村的农民人多。所以，解决的办法就是推进城市化、转移农村富裕劳力。于是，农民到城里打工似乎就成了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

可是，农民在城里打工却遇到了不仅是恶意欠薪、生活和生产条件恶劣的问题，而且还有生活居住、孩子上学各种各样的歧视政策。结果，导致了社会矛盾突出。

这样，人们自然又把矛头对准了历史遗留下来的城乡二元制结构，大肆抨击。给人的印象是，似乎只要打破了城乡二元制结构，那么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更有人，还竟然鼓吹起土地私有化。

实际上，这些思路只是顾头不顾尾的单相思。因为旧中国和拉美国家就是土地私有制却没有城乡二元制，可不仅是没能解决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反倒是拖累的城市也破烂不堪、不能有效发展。

其实，城乡二元结构制恰恰正是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民、农村”问题的最为有效的政策体制。

                    （一）

中国的农民为什么多呢？
      根本原因，就是科学技术落后导致工业化程度低。
      具体原因，是农村人口众多、别无所长，权利太小，少有机会。
      现今的所谓“三农”问题，就是因为农村的人口，不仅是众多无比，而且别无所长，同时少有机会，只能以土地为生、以农业为本、成为农民，形成了人多地少的矛盾，导致劳力过剩、农业低效、农民低收，造成农村贫困落后、依靠增人增收，进入恶性循环。
      农村人口的绝大多数别无所长，也就别无所能，也就只能当农民。本来农业就是古老的主体产业，容纳着社会的主要人口。其它产业和行业都是由农民中另有所长的能工巧匠、以农业为基础形成发展起来的。所以，相对而言，农业是最简单劳动的产业，别无所长的劳动者就只能滞留于农业。
      农民权利太少，没有国家政策导向的支持，少有机会转业改行。实际上，原本普通的城市人口绝不比农村人口素质高，只是因为国家通过城乡二元结构政策体制，组织推进城市了工业化，给他们创造出了在非农产业的充分就业机会，实现了收入增长，带来了市场繁荣，拉动了经济发展，进入了良性循环。
      虽然同是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人，但是农民却从来也没能享有国家给予市民的投资政策和就业政策，反倒是被剥夺了主导市场增产增收的历史机会，形成低收入贫困的恶性循环。

这就是现今“农业、农民、农村”问题的来源！否则，如若当初国家利用城乡二元结构的政策体制在农村推进工业化，那么现今自然也就没有了什么所谓的“三农”问题了。

当然，在国家力量有限、无法面面俱到，可国际发展的竞争又十分激烈的条件下，只能是以“集中精力打歼灭战”的方针，实施城乡隔绝的体制，集中主力发展一部，带动全部。利用原有基础，优先发展城市经济，也是顺理成章的。

但是，现在城市早已发展成了国际先进水平，农村却还滞后在国际落后水平，国家就有必要集中精力、集中主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了。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国家就必须利用城乡二元结构的政策体制，反弹琵琶，将农村提升为经济建设的主战场，把投资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主导农村的工业化建设，就地吸纳和消化农村富裕劳力，让城里的富裕劳力到农村来打工！

（二）

由于传统的主流观念认为，经济建设的主战场是在城市。所以，只好又把希望寄托于城市发展，吸纳农村人口，这就走上了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发展之路。
      但是，历史的经验证明：此路不通。
      城市的规模发展也遵循着边际效益递减规律，不可能无限扩张。事实证明，城市发展一旦超出了规模边际效益的最大化，就会爆发城市病，形成对社会发展的反动和破坏。
      从自然条件看，因为相对而言，西欧是人少地多、中国是人多地少，西欧的城市不用很大很多，就能吸纳了全国的大部分人口；中国的城市尽管相对又大又多，却也只能吸纳全国人口中的少数。所以，中国不可能依靠现有城市的规模扩张实现转移农村人口达到共同富裕的程度。
      所以，中国以西欧的方式不可能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
       20世纪90年代之前，由于中国的工业化还没有显示出在城市的副作用，城市又面临着就业的压力，自然就对于工业企业是持多多益善的态度，甚至将大量原本处在农村的工业企业接进城内，并着实得意一阵。
       殊不料，好景不常。如此这般自我膨胀，现代城市病爆发了：人满为患，车满为害，缺水少电，房价奇高，环境污染，大气污浊，……

正因如此，以北京为首，要求控制外来人口的呼声不绝于耳！

这呼声尽管遭到了广泛的批评，可却是谁也不能无视现今中国城市病愈来愈重的现实。

又岂止如此，对企业来说，利用现成的城市基础设施或许经营成本比在农村相对要低些，但是就宏观经济的总体而论就不一定了。看看每年“春运”给交通造成的压力，看看农村人进城后与城里人所产生的矛盾，……

这些间接的经济成本和直接的社会成本是愈来愈大的，迟早会使国家不堪重负，甚至有可能形成大量农村无业人员聚集城市，导致社会动乱。

首都钢铁公司从北京迁出，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开端。如果将城市中大部分基本工业的大企业迁到农村，就会对社会生产力布局和发展的科学化，减轻了现代城市病，健康农村社会发展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三）
       中国完全有条件不以西欧的方式实现工业化，完全能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化。
      从社会条件看，西欧是以私有制的微观自发性为主、中国是以公有制的宏观自觉性为主。私有制的工业化是以追求个体利润最大化为主，在城市自发膨胀起来的，只能是先发展后治理；公有制的工业化则完全能够自觉地以投资的社会效益最大化、城市规模的边际效益最大化为依据，推进工业化在城乡的全面发展，科学布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推进工业化在城乡的全面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关键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资金问题，而是思想问题，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破除传统、转变观念的问题。
      迄今为止，我国还只是实现了城市工业化、完成基本工业建设，可占社会主体的农村还几乎只是处在工业化的边缘。
      我国现在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左右，这只相当于德国1820年的水平。
      那时，由于工业化在全球处在初始阶段，总量很小，所以虽然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德国还远远落后于英法两国，可也已经占到了百分之十，还是世界上名列前茅的先进国家呢。
      但是，在当今世界情况就截然不同了，仅仅少量地区的工业化所代表的只能是国家的落后化。
      农村不能先进化，中国就不可能先进化。国家的工业化和先进化是城乡的全面工业化和先进化，完成了城市的工业化只是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实现国家工业化依然是任重道远，必须同时推进农村生产力的先进化。
       所以，国家必须承担起推进农村工业化的责任，必须从战略上认识到：
      推进以工业化为主体的农村非农产业发展，这决不仅仅是伦理道德和社会稳定的问题，而是如同当初集中主力推进城市工业化一样，是实现社会生产力布局科学化、经济结构合理化、发展效率最大化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关键所在。
                      （四）

     利用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国家通过实施以“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剪刀差”为主政策，在确保农民低水平温饱、基本教育和医疗的基础上，置农村的基础设施于不顾，从农业和农村获取了工业化的原始基本积累，在城市完成了中国工业化的基本建设，既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也形成了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

这是个成功的经验！也就给了我们彻底解决日益突出的“农业、农民、农村”问题根本性的思路。

第一、利用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把政策导向的重点转移到农村去，中国彻底解决“农业、农民、农村”问题那就是指日可待的！

因为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形成的根源，并不是所谓的城乡二元体制，主要是国家的政策导向，是国家制定的政策把经济资源从农村投入了城市。

相反，实践证明：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把“集中精力打歼灭战”的方针应用在经济建设上的，“集中主力，发展一部”，城乡二元制是高效的体制。

现今，只有实施城乡二元制，才能抑制住城市的“黑洞”效应。经过半个世纪的资源投入和建设，城市对农村拥有了压倒性的实力优势，形成了“黑洞”效应，吸引和吞噬着农村的各种资源。如若听任市场经济作用，任凭资源自由流动，那么国家对农村的投入就会倒流回城市。只有强化城乡二元结构制才能隔断国家对农村投入的回流。

第二、中国彻底解决“农业、农民、农村”问题，必须也只能发展农村集体经济！

“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

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乡镇企业很重要，要发展，要提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54页）

实践证明：农村只有发展集体经济，才是实现了邓小平所设计的“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才能防治贫富的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

事实还证明，也只有发展集体经济，才有可能获得农村经济发展的效率最大化。

所以，凡国家的农村投资及相关的主要非农产业，必须由农村集体组织建设和经营。防止私人包揽，重蹈城市经济改革的覆辙，弱化公有制经济，导致贫富两极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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